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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冷漠型依恋：
不太显眼的隔离
本文选自《心理治疗中的依恋》
作者：David J. Wallin
译者：巴彤 李斌彬 施以德 杨希洁
回避型婴儿的典型表现是缺乏安全型婴儿的灵活性和足智多谋。在陌生情境实验中，他能够探索周围，但始终排斥依恋行为。在12个月大时，能够看到他开始主动回避母亲， 这可能是由于更早年时，母亲持续拒绝孩子对于躯体以及情绪接触的要求——或者由于母亲过于侵人、控制，以及养育中的过度唤起，如其他研究者所提出的那样(Sroufe，1996)。仿佛回避型婴儿的整首歌都只有一个单一的调子，他呈现出来的情绪只限定在他感兴趣的物体上。尽管回避型婴儿在与母亲分离期间，看上去并没有担忧的表现，而且在重聚时表现出对母亲的忽视，但是他们在生理上的反应方式却使他们实际的痛苦不容置疑。 他们已经学会了压抑在分离和依恋方面相关情绪的自动表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感受不到这些情绪。
再一次，请注意这种连续性： 婴儿时表现出对于获得母亲的安慰似乎不抱希望，这个儿童到了6岁的时候，在看到有关分离的照片时，能够说出照片中孩子们的忧伤，但无法就照片中的各种分离危机想出解决方案。正如婴儿在陌生情境实验的重聚中对母亲予以忽视一样，现在这个孩子6岁时仍然会忽视母亲，只是方式更加委婉。他们在重聚时的互动被描述为“受限制的”： 回避型儿童把主动发起的权利都留给父母，而自己只是做出最低限度的反应；谈话总是断断续续的，话题也是非个人性的。研究者形容回避型儿童的家庭图画是“不安全—刀枪不入”(insecure-invulnerable)的——典型的状况是，所画的是未经分化的人物形象，每个人都带着刻板的“笑脸”，彼此保持距离，而且常常飘荡在空中，通常都没有手臂。当给这个孩子呈现他自己的家庭照片时，6岁的回避型儿童往往转过头去，拒绝看照片，并随意地把它扔在地上。
几乎毫无例外地，回避型儿童的父母都被评定为“冷漠型”——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通常会贬低依恋关系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AAI访谈文本中，这些父母的话语模式前后不一致，并且也缺乏合作性，他们有两个密切相关的标志特征： 他们会坚持说对童年的体验缺乏记忆，在他们声称拥有的理想化关系和实际生活中看上去问题颇多的关系之间自相矛盾。
最引人注意的是，冷漠型父母在AAI访谈文本中出现的差异性：他们大部分在开始时会选择溢美之词来形容与父母的关系——最差是“正常”一词，大部分都介于“很好”或“极好”之间——但后来让他们对自己的选词做出解释时，他们回忆出的事情却不那么乐观。那些被理想化或正常化的描述或者没有得到后续的支持(“我不记得了")，或者在后来的访谈中发现这些描述是与事实有出入的。
Main举了前后描述的不一致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位父母将自己的母亲形容为“关怀的、有爱心的……支持性的”，以下则是她后来的描述：
有一次，我在后院玩，弄伤了自己的胳膊。这种事儿总是会惹恼我妈，她不喜欢这样。我痛了很久也没告诉她，结果她从邻居那里知道了，肯定是邻居看见我托着胳膊的样子……她不喜欢哭鼻子的孩子。我总是忍住不哭，因为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Main举例的这位父母，作为孩子时，很明显已经学会了抑制住自己与依恋相关的感受，冲动和行为。 作为一个成年人，她通过理想化自己“关怀的、有爱心的……支持性的"母亲，来回避这些感受和冲动。当痛苦的回忆威胁到这种理想化时，她则通过将母亲的缺点重构解释为力量，来支持理想化：“我总是忍住不哭，因为她是一个很坚强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冷漠型的成人经常“合理化”他们童年时情绪的隔离，把父母对自己的拒绝、疏忽或者愤怒，解释为艰苦的锻炼——但是是良好的励志锻炼——因为可以磨砺独立性和决心。
在Main的研究中， 回避型儿童的父母表现出无意识地主动保持情绪的隔离。他们通过对过去依恋相关体验的理想化(或者贬低)、选择性不注意、坚持回忆缺失等方式，使这些体验潜在的扰动降到最低。在此时此刻的会谈关系中，他们依然通过以下姿态保持着情绪的距离，这种姿态既带有自己拒绝性的父母的痕迹，也带有自己回避型的孩子的痕迹。与真正地合作相比，这些成人表现出对结束会谈更有兴趣，他们好像能够巧妙地(或者不那么巧妙地)拒绝访谈者：“我妈？她就一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下一个问题？”。如同他们自己的婴儿一样，他们自己尽可能去体验没有什么痛苦，脆弱或者愤怒——如若不然他们会感到自己无法表达。然而，相继采用生理方法来对痛苦进行测量的研究显示： 冷漠型的成人和回避型的婴儿一样，他们表现出来的情感缺乏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回避型的儿童和冷漠型的父母拥有共同的体验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对于依恋相关事务的注意力是极端受限制的。这两个群体似乎都被一个表象的世界所占据，在这个世界的主导规则是：从总体上把对感受的觉知，特别是与依恋有关的感受的觉知，降到最低。在这个情绪上很平淡的世界里，无论是内在记录在案的，还是公开地“广播”出去的，所有“消息”都倾向于是好的—— 好像反映出他们在感受到(或者是看起来感受到)坚强，自给自足以及独立方面有专门的需求。然而Main的研究也指出这种心灵内在景象的特点，可以这么说，是被阴影所遮盖。我们可以在临床看到一些证据， 冷漠型患者身上这种阴影之下的、难以接近的体验，而他们似乎将自己否认掉的需求、脆弱和愤怒都投射到(或者投射进)别人身上。
有目的地不去注意这些依恋方面的体验，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冷漠型的父母和他们回避型的孩子。他们将自己的注意从依恋体验中调离，使得他们和他人以及自身最深切的渴望保持距离。在这一个过程中，他们不仅阻碍了对自身体验(内在的和人际间的)的反思能力，而且也阻碍了对自己婴孩所传递的信号作出敏感反应的能力。冷漠型的父母为了保持自己处于冷漠的心理状态，从而使他们自己情绪上的存活成为可能，他们不得不忽视或者压抑自己的婴儿在依恋上的需求。作为回应，回避型婴儿——他们的需求被阻断了——学会了好像自己生活在无人之境。
Main从理论上指出，这种“双方合作”可以解释冷漠型父母的模型和规则，是如何被他们回避型的子女沿用下来的，这为后来关于依恋关系“共同建构”的本质的研究做了铺垫。重要的是，Main在说明， 在和父母的关系中活现出来的模型会被儿童内化。冷漠型父母引发的发展性对话完全排斥了对身体和情绪接触的需求进行表达。结果，他们的孩子内化了这种对话，形成一种未经整合的工作模型，这种模型没有为这种满足自己需求的欲望留下空间，更不用说要努力满足这些需求了。
在我们的进化设计中，面对威胁和痛苦时，必然有对舒适和联接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消除这种需求，但有可能对此进行防御。这就是回避/冷漠的策略的目的，把对依恋方面内部或外部的线索的觉知最小化，这样就使依恋行为系统的活性降低了。
这些“最小化”或者“降低活性”的策略通过矛盾的工作模型交织在一起——在意识层面或无意识层面——塑造了回避型/冷漠型个体的内在和人际体验。第一种模型是意识层面的，信奉并涉及到一种感觉，即 自我是好的，强大的、完善的，而其他人是不可信的、依赖人的，不足的。第二种模型是无意识层面和恐惧的，伴有令人不安的感觉，即 自我是有缺陷的、依赖的、无助的，而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有可能是拒绝的、控制的、惩罚性的。“降低活性”策略支持第一个模型，而防御着第二个模型。更为特殊的是，这些策略推动的是保持距离、控制和自我依赖(这是意识模型的中心要素)，同时抑制那些有可能激活依恋系统的情绪体验(被沮丧地表征在无意识模型中)。
作为治疗师，我们在临床中经常看到，这两个矛盾的模型出现在冷漠型患者身上， 他们似乎将自己的脆弱和需求“重新放置"在他人身上，而他们把这个人体验为一个懦弱的、麻烦的、令人讨厌的角色。更普遍的是，这些患者膨胀的自尊，只有在自己所依赖和爱的人身上找出缺陷，并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时，才会感到安全，否则，他们无法依赖和去爱。
本文选自《心理治疗中的依恋》
作者：David J. Wallin
译者：巴彤 李斌彬 施以德 杨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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