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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分娩越吵越凶,最着急的是麻醉医生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

作者|花瓢白

编辑 |詹腾宇

题图| 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 |无痛分娩之困,最着急的是麻醉医生

无痛是一种人权,而麻醉医生是这一权利的守护神。只是,守旧的观念是障碍,紧缺的人手更是障碍。我国整体分娩镇痛普及率至今只有30%,麻醉医生的短缺是其重要原因。

多年以后,面对越发惊心动魄的抢救现场,麻醉医生蒋政宇总会想起那个误以为“麻醉只是打一针”的报考日。

曾经,麻醉医生被认为是吃香且休闲的职业,是把病人“放倒了”就能跑出去歇着的人,不用查房也不用管床,医疗纠纷也会很少,因为他们基本不和病患打交道。

但真正入学后,蒋政宇却傻了眼——除了起早贪黑地跟手术,麻醉医生还要时刻精神高度紧张,因为他们除了日常的“麻醉和镇痛”,还承担了复苏急救、重症救治、无痛分娩等临床工作。蒋政宇得面对术中大出血的人、刚娩出就没了呼吸的婴儿、晚期癌痛患者……

麻醉远不是“打一针”这么简单。(图/受访者提供)

因为人少活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工作性质,麻醉医生猝死的新闻时有发生。201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在所有因过劳而猝死的中国医生中,麻醉科的比例最高。

“患者血压180,我的血压也蹿到180;患者血压60,我血压还蹿到180"——今年1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麻醉医生朱翔在家中被发现心脏骤停,他曾在短视频里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日常。

尽管如此,麻醉医生还是所有科室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人,也是承担最多误解的人。因此,在很多个值班的间隙,蒋政宇决定把麻醉医生经历的真实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写成《深呼吸,开始麻醉了》一书。

我们和蒋政宇聊了聊这个几乎贯穿婴儿至暮年所有患者的职业。在他的笔下,麻醉医生这个离患者生命最近,但总是在无影灯下被遗忘的群体一点点清晰了起来。

01

你走过的鬼门关,

只有麻醉医生知道

在医院,麻醉医生常常是最火急火燎的人。

“如果你在医院见到一个满脸是油、邋里邋遢、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的人,大概率是去会急诊的麻醉医生。”蒋政宇打趣道。在医院里,为了不引起慌乱,医生一般不会在患者面前跑,但麻醉医生是个例外。他们的会诊通常很着急,因为在所有抢救中,麻醉科首先要到场给病人插管或提供呼吸支持。

麻醉医生因此常被戏称为“插管突击队”。他们没什么机会穿西装、打领带,无缘“精英范儿”,也没法像其他科室医生那样总是带着凌厉而淡定的眼神,因为他们总忙碌而疲惫,常常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拎起抢救箱往外冲,几分钟后就得赶到现场。

麻醉医生常常会戴“花帽子”,方便更好地被辨认出来。(图/受访者提供)

一般人很难深入了解麻醉工作的复杂程度。每天清晨,蒋政宇都得在7点半到达医院,紧锣密鼓地调配药物,调试器械,然后全身心地投入一台接一台手术。病人进入麻醉状态后,麻醉医生必须寸步不离,在术中全程监护,他们的心跳和血压也随着患者的生命体征不断起伏。

很多时候,病人走过的鬼门关,只有麻醉医生才了解。蒋政宇经历过一台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手术:一位60多岁的胰腺癌患者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不幸术中大出血,生命体征一度极不乐观,换了两次全身血液后才被抢救了过来。尽管手术室恒温恒湿,但蒋政宇在经历了高度紧张的四五个小时工作后,后背完全被汗水湿透。

蒋政宇形容,麻醉医生就像是航班中的飞行员,起飞和降落阶段要高度专注,等到飞机进入巡航阶段后,才可以交给外科医生。一旦患者出现突发情况——比如过敏、低血压、心律失常,麻醉医生就会及时接手处理,保证“航程”平稳。

蒋政宇的日常工作记录。(图/受访者提供)

没有一台手术的麻醉方案是简单的“推一针”,而是因人而异,根据患者情况精准定制。一般而言,麻醉药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分别是让患者入睡的镇静药、压制痛感的镇痛药、让患者在术中保持身体稳定不动的“肌松药”。

这三类药有不同的安全阈值,需要蒋政宇和他的同行们随机应变,谨慎控制:“麻醉药本质上就是‘毒药’,剂量控制不好会要人命。”

麻醉医生每天工作时长长达12至14个小时,午休自然是不存在的。蒋政宇和同事们平均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因为每个手术间都必须有人在,基本是轮着吃饭。他们必须陪伴病人直至安全苏醒,然后把病人移交到术后恢复病房,忍渴、憋尿和挨饿,都是麻醉医生一入行就必须掌握的技能。

最高纪录的一回,蒋政宇一天做了8台手术,一直忙碌到晚上11点,直接睡在医院。下班后,他还要去访视次日做手术的病人,到床边了解病情和签麻醉同意书,至此一天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

02

被质疑的麻醉剂

除了高强度工作之外,麻醉医生也要习惯面对来自各方的误解。麻醉剂生来带着原罪,自它发明以来,就遭到了社会上的多重质疑。

伦敦大学教授乔安娜·伯克在《疼痛的故事》中写到,在1846年以前,外科医师动手术时根本没有管用的麻醉药,像乙醚或氯仿。他们必须“铁石心肠……神经强韧”,不会“因受苦受难者的哭喊和扭动而焦虑烦恼”,这样才能高效地使用手术刀。

但其实关于镇痛的科学与医学知识,比实际应用要早了几十年。这期间,“如何在手术中镇痛”引发了多种社会观念的博弈。人们普遍对镇痛剂抱持怀疑的态度,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讲师还会向听众“展示乙醚让人陶醉的特性”和“乙醚嬉闹”,指年轻人使用乙醚,在“蒸汽制造的兴奋和愉悦感”中狂欢。

历史上,一直有艺术作品表达疼痛的煎熬。图为1819年的彩色蚀刻画《为胆酸之痛所苦的女人》。她觉得自己的腰被绳子捆住了,被恶魔勒紧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图/《疼痛的故事》)

重大手术如此,分娩镇痛尤甚。在普及无痛分娩之前,让孕妇“忍痛”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

在《天空的另一半》一书中,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就包括“人们想出神话或者神学的种种理由,来解释妇女为何应该承受生产之苦……麻醉剂被研发出来后,几十年来不让分娩妇女使用,因为妇女受苦被认为理所应当”。

所以,当麻醉剂终于在手术中被合法应用时,它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才让手术室真正摆脱了野蛮粗暴的时代。

沃尔科特的瞬间止痛剂(约1863年),对它的营销是:一种武器,可以杀死敲打和刺穿患者头部的恶魔。这五个恶魔是黏膜炎、神经痛、头痛、神经衰弱、牙痛。(图/《疼痛的故事》)

但即便在麻醉剂已投入使用近两个世纪的今天,麻醉医生要推广无痛分娩,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会担心麻醉药影响婴儿,因此对无痛分娩望而却步。但其实分娩镇痛主要采用的是椎管内麻醉技术,药物主要局限在椎管内,直接作用到产妇的脊柱神经纤维上,进入血液的药物微乎其微,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因此,当孕妇和家属的意见产生分歧时,麻醉医生常常是出面交涉和进行科普的那个人。蒋政宇会跟家属强调,根据医疗原则,孕妇的意愿是第一位的,如果孕妇需要,就应该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在我国,无痛分娩远不是什么新型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所以我们在提到它的时候,更多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有多新,而是这个观念的普及率有多高。”

分娩对每一位产妇来说都不是易事。(图/《产科医鸿鸟》)

此外,中国传统观念里的“是药三分毒”,也让很多人担心麻醉药的成瘾性,或者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但来自全世界的广泛研究表明,麻醉性镇痛药在体内有明确的代谢途径,在合理使用、加强监测的情况下是安全可靠的。

无痛是一种人权大家有痛就应该说出来,因为疼痛本身就会影响健康,持续的疼痛状态会影响术后的康复,也会影响心理状态。”蒋政宇强调。

03

“等不来”的麻醉医生

尽管这些年无痛分娩被广泛认知,但还是有很多临盆的孕妇等不到麻醉医生,因为从业人员远远不够——我国每年要完成麻醉手术7000余万例,但目前麻醉医生只有约10万名。

麻醉医生短缺,早就是社会老大难问题。2018年,我国麻醉医生只有约8.5万人,当时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就指出,麻醉医生缺口超过30万。但直至今日,麻醉医生总人数才增加了1.5万,增长极其缓慢。

这意味着,我国如今每万人拥有麻醉医生只有0.7名,但美国和英国在2018年就分别达到了2.5名和2.8名。

过劳是麻醉科医生共同的困境。(图/《麻醉风暴2》)

蒋政宇对此有心无力。近年来,随着舒适化医疗逐步推广,麻醉医生的工作量迎来爆发性增长。比如胃镜、肠镜等检查,很多患者会主动选择做无痛,既能改善就诊体验,也方便医生更好地诊断。

另外,社会老龄化加剧之后,高龄患者越来越多,很多人有既往病史和并发症,这给日常的麻醉手术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风险。

因此,无痛分娩工作很难保证有充足的专业麻醉人员待命,因为产妇产程一般很长,而且需要麻醉医生24小时轮班。这也导致我国整体分娩镇痛普及率至今只有30%,很难提升。

人手短缺是无痛分娩普及率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图/《产科医鸿鸟》)

麻醉医生群体也一直在流失。由于工作量大、待遇低,麻醉科医生频繁离职,蒋政宇说,跟他一届的28位本科同专业同学,如今在岗的不到一半,有人早早转型成为其他科医生,有人甚至彻底离开了医疗行业。最后,留守的人越做越疲惫,进入恶性循环。

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也让麻醉医生不堪重负。一项研究指出,麻醉医生的猝死率远高于患者的麻醉意外死亡率。手术室的工作紧凑而严谨,医生一刻都无法放松,特别是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那是一种感受过一次就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压力,肾上腺素飙升,是快不能呼吸的压迫感。”蒋政宇说。

麻醉医生还得习惯承受落差感。无论是患者还是社会大众,通常只能看到外科医生的工作,不会看到在身后默默工作的麻醉医生。新冠疫情期间,他们是隔离病房里的“无名英雄”,冲锋在抢救室、急诊室、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一线,保障疫情下的急诊手术、重症监护室里的抢救复苏、内镜检査的镇静麻醉……

不是每一个医生都会被“看见”。(图/《麻醉风暴2》)

但大多数人不会认得他们,只会脱口而出喊“麻醉师”而非“麻醉医生”,尽管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过正规培训和轮转的专科医生,不是刻板印象里打一针后就在旁边玩手机直至手术结束的“技师”。

麻醉医生的成长周期很漫长,基本要花上8至10年;而麻醉医生又非常重要,因为“外科医师治病,麻醉科医师保命”——他们是为生命“兜底”的一群人。蒋政宇希望通过他在值班间隙写下的故事,让公众更多看到麻醉医生的真实一面,理解那些在手术室后面戴着“花帽子”、严守生命关卡、为患者默默守护的人。

每一场重大手术中,麻醉医生都是为生命“兜底”的人。(图/受访者提供)

尽管行业整体情况愈发窘迫,但蒋政宇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值得。他一直有个想法:如果麻醉医生要开一个摄影展,最值得记录的一定是患者进入手术室前,望向麻醉医生的那一抹眼神,以及把患者推出手术室时,家属在门口迎接的那个时刻。

他常常会看到患者亲人焦急的眼光和激动的热泪汇聚在一起。每每这个时候,他都觉得是重要的确认职业价值的瞬间,也是他与同行们默默参与一次又一次与病痛抗争的战役,与患者共同获得的胜利勋章。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周刊》微信公众号(ID:new-weekly)。《新周刊》创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中国最新锐的生活方式周刊”为定位,20多年来用新锐态度测量时代体温。从杂志到新媒体,《新周刊》继续寻找你我共同的痛点、泪点与笑点。关注新周刊微信公众号,与你一起有态度地生活。官方微博@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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